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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连德:写作有疗愈作用

时间:2016-07-07

伊莎贝尔·阿连德(Isabel Allende)出身于名门世家,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·阿连德是其伯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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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采访者:HBR


  受访者:伊莎贝尔·阿连德


  伊莎贝尔·阿连德(Isabel Allende)出身于名门世家,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·阿连德是其伯父。她的第一部小说《幽灵之家》(The House of the Spirits)在全球大卖,并最终成就了她的写作之路。她热爱写作,对从政嗤之以鼻。


  HBR:你每次开始写新书的日期都选在以前开始写《幽灵之家》的同一天,这是为什么?


  阿连德:最开始是迷信,因为第一本书非常幸运,现在是一条纪律。我平时很忙,所以必须在一年里留出几个月来休养。我需要不受干扰的整块时间,否则无法写作。设置一个开始日期,对我和我周围的人都有好处。他们知道1月8日之后就别找我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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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BR:你心里是不是总有小说创意?


  阿连德:经常有,但很模糊。我从来不会预先想好要怎么写。有时候我心里可能只有自己研究过的某个时代和某个地方。比如说,我研究过200年前海地奴隶暴动,当时并没有构思角色、情节和结局,后来写出了一个关于这个事件的故事。除了这种情况以外,其余时候我就只是坐在电脑前,敲出凭空想到的第一个句子,就成了一个故事的开篇,但这时我还不知道要写什么故事。


  HBR:这之后如何进展?


  阿连德:进展很慢。最初几周很糟糕,因为还没找到叙述声音,没找到语调和节奏,所以写不动,而且我知道这段时间写出来的东西最后都得丢进垃圾桶。但这是训练,我需要以这种方式进入状态。几周之后,角色开始走出来,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。这时候我就觉得找对路了。


  HBR:如果很长时间没进入状态,你会怎么办?


  阿连德:有时候我觉得可能现在写这个故事时机不对。但多数时候我只是继续往下写,迟早会找到状态。我已经学会相信自己的能力,不过也是用了很久才学会的。一开始我觉得每部小说都是上天恩赐的灵感,下次就没有了,可是到了现在,我已经写了35年,就知道只要给自己一个主题和足够的时间,我差不多什么都能写出来。这个想法给了我自信,让我可以放松下来享受写作过程。


  HBR:你当过记者、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学校行政人员,39岁时成为了作家。讲讲你重塑自身的这个过程好吗?


  阿连德:我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选择。我没有说“我要当作家”,这件事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。智利发生军事政变之后,我以政治难民的身份住在委内瑞拉,找不到当记者的工作。当时我在学校上班,觉得自己心里有很多故事找不到出口。1981年1月8日,我们接到电话,说身在智利的祖父快要去世,而我却无法回去向他道别。


  于是我开始写信,想让他知道,他曾经告诉我的一切我都记得。他非常善于讲故事。他没收到信就去世了,但我每天下班后在厨房接着写,一年写了500页,显然已经不能算是一封信,就成了《幽灵之家》 这本书。这本书出版之后很成功,为我其他的书铺好了路,但我没有直接辞去全职工作,因为不觉得能把写作当成职业。当时感觉就像一个偶然降临的奇迹。


  HBR:最后是什么让你放心去从事全职写作呢?


  阿连德:我赚到了钱。我的书被翻译成35种语言,卖得热火朝天。这时候我意识到,如果能继续写,就能通过写作养家糊口。


  HBR:你有没有觉得想超越自己最受好评的作品?


  阿连德:我之前的出版代理人卡门·巴尔塞尔斯(Carmen Balcells)——她是我所有作品的教母,前不久不幸去世——在西班牙拿到《幽灵之家》的原稿时,就给身在委内瑞拉的我打了个电话说:“每个人的第一本书都不错,因为会把自己的过去、回忆、期望等一切东西全都倾注其中。能检验作者的是第二本书。”


  于是,第二年的1月8日我就开始写第二本书,想向这位素未谋面的代理人证明,我可以成为作家。《幽灵之家》在欧洲大获成功,我是写完第二本书之后才知道的。


  还有,每本书都是一次不同的挑战,讲故事的方式各不相同。我写过回忆录、历史小说、幻想小说和青少年小说,甚至还写过一部犯罪小说。所以我不会做比较说,“这本有没有比《幽灵之家》更好?”每本书都是不同的邀约,只要放在桌上看谁会接受就可以了。


  HBR:《保拉》(Paula)是有关你女儿去世的回忆录,《幽灵之家》是写给临终祖父的信。写作是否帮助你走出这些伤痛?


  阿连德:写作有疗愈作用。《幽灵之家》是在尝试找回我在流亡中失去的那个世界——我的家、我的祖国、我的过去和我的祖父——我觉得确实做到了,那个世界会永远留在那本书里。我女儿去世后,一切都黯然失色。我生命中所有的色彩都消失了,日子变得千篇一律。她昏迷一年,我在家照顾她。女儿去世后一个月,我母亲将那一年里我寄给她的180封信还给了我,于是我开始写作。非常痛苦,但也有疗愈作用,因为我能够将发生过的事情倾注进书里,而且写作也让我重新看到周围的一切。孙子出生了,丈夫很爱我,生生不息。


  HBR:你似乎毫不排斥公开私生活。


  阿连德:我写《保拉》的时候,母亲说:“你写了这么多隐私,容易让自己受伤害。”我说:“妈,让我受伤的不会是我袒露的真实,只会是我保守的秘密。”我的生活与他人并无不同。我没有做过什么羞于启齿的坏事,我与别人分享,别人也与我分享。这是故事与情感的交流。


  HBR:你提到自己的作品有很多外语版本。你认为自己的作品为何能在不同文化中引起共鸣?


  阿连德:我们总是关注差异,肤色、文化、语言或国籍等这些方面的差异,但其实所有人都是很相似的。人们有着同样的恐惧和同样的渴望。我们的身体构造都一样,有同样的头脑,也有同样的梦想。所以一个发生在旧金山的关于衰老的故事也能在土耳其引起共鸣。


  HBR:你说自己一直坚决要工作,为什么?


  阿连德:因为我想养活自己。塑造我人生观的一件事情是,看到我母亲成为受害者。她年轻漂亮却遇人不淑,4年生了3个孩子,又被那个男人抛弃,住在我祖父家里。她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或培训,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父亲。我很爱我的母亲,而且我们一辈子都很亲近,但我不想变成她那样。还有,我不爱呆在家里。我也很爱我的两个孩子,但我相信婆婆和继祖母能帮我抚养他们长大。我需要离开家庭,走进社会。


  HBR:你的家族在智利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。你有没有考虑过从政?


  阿连德:没有。我有个侄女跟我同名,叫伊莎贝尔·阿连德·布西(Isabel Allende Bussi),我们家族的政治家是她不是我。我不是从政那块料。我是作家,喜欢一个人在头脑和心里安安静静地编织自己的故事。我不可能去跟政客打交道,搞那些磋商或妥协之类的事,我又没疯。


  (编辑:郑娜)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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